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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汉藏史集》之“蒙古王统”一节中有称：“阳土虎年，成吉思年十，依仗武力从木雅甲郭王之后做了唐之的一位名脱孜的国王手中夺取了王位，以蒙古人执持汉地唐之朝政达十年之久。”116. 《魏书·崔浩传》：“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117. 《魏书·崔浩传》：“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118. 《周书·文帝纪》《北史·周本纪上》。

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年（公元933年），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阳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北朝对南朝的胜利，不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而是谁更能继承大一统精神的胜利，是兼采胡汉的“新汉制”对僵化守成的“旧汉制”的胜利。同样是世家大族，北方比南方更重现实政治能力，因为北朝大考百僚看实绩。同样是经学，北朝重实学，南朝重。同样是儒生，北朝大量用于朝堂与基层政权，南朝直到晚期才让寒士当官为将。南朝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发明的“省部制”原型为之后的隋唐所吸取。且东晋与南朝在大一统的理念上，也从未含糊过。这比东罗马强，拜占庭存在1000年，为统一的西征只有一次半。而东晋南朝272年里，北伐有10余次。从东晋的祖逖、庾亮、桓温、谢安，到宋武帝刘裕刘义隆父子、梁武帝萧衍、陈宣帝陈顼等。虽然都未成功，但谁也不敢宣布放弃。在华夏大地上，任何统治者，谁要放弃了大一统，就等于失去了合法性。

西罗马人的抱怨，使曾经帮助东罗马开城门的西尔维里乌斯主教，竟然计划再次趁夜，虚掩城门，帮助哥特人潜回城内袭击贝利撒留以结束围城。但阴谋泄露，西尔维里乌斯被立即流放。贝利撒留从此不再信任西罗马人，每月两次更换罗马城墙15座城门的门锁，经常换防守城门的罗马人自卫队。这“一迎一拒”的转变，前后仅4个月。抛弃拜占庭的，不光是贵族，还有平民。许多西罗马农民和奴隶重新加入了旧主哥特的部队；许多没有拿到薪水的蛮族雇佣军也加入了哥特军队，一齐向“解放者”进攻。